新限塑令：越来越多的塑料污染“死结”

2019年，全国每小时平均发送快递708万件。国家邮政局3月27日发布的《2019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达到635.2亿件，快递日均投递量超过1.7亿件。

这些快递员大量使用胶带、袋子等塑料包装产品。据绿色和平等三大环保组织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快递行业消耗了超过398亿米的胶带，这些塑料胶带可以绕地球近1000圈，2015年为425圈。

大众娱乐随着居民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塑料垃圾的战场逐渐转移到互联网上，电商、快递、外卖等行业成为主战场。为解决这些问题，2020年1月19日，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限塑令”启动。

据央视财经报道，旧版限塑令实施8年来，全国主要零售网点共节约塑料购物袋约700亿个，平均节约每年87.5亿。但仅2015年，全国快递行业就消耗了约147亿个塑料袋，国内三大外卖平台每年至少消耗了73亿个塑料袋，增幅远超降幅。

越来越多的塑料超标出口用塑料托盘，就成了一个棘手的“死结”。

屡败屡战

大众娱乐改革开放以来，限塑令前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政策实施过程始终伴随着争议。

大众娱乐1986年，塑料快餐盒首次在铁路上使用，以方便、低廉的价格受到青睐。然而，大量白色饭盒被丢弃在铁路沿线，带来了严重的“白色污染”。2001年，原国家经贸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停止生产一次性泡沫塑料餐具，这是限塑令的最早版本。

但是，对于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如何处理，后来政策动摇了。2013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将其从淘汰类别中删除，重新合法化一次性泡沫餐具。然而，今年新的限塑令再次将其列入黑名单。

禁塑政策交替出现，很容易导致限塑效应反弹。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邓义祥此前写道：“由于塑料垃圾管理问题非常复杂，塑料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反复论证，出台需要非常谨慎尽可能避免不一致。”

大规模的全国限塑运动出现在2007年之后。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生产和销售中限制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这份特殊文件被称为“限塑令”。在限塑令中，最重要的政策有两个：一是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即通常所说的超薄塑料购物袋；二是推行塑料购物袋。包付费使用系统。

大众娱乐然而，限塑令的效力已经实施了十多年，一直是争议的焦点。“旧版新塑单感觉是按葫芦捞瓢的感觉。” 零废弃联盟政策负责人谢新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限塑令仅限于可以随身携带的塑料袋，超市的塑料托盘、塑料膜、平口袋仍然可以随便使用。尤其是在不少超市，装满散装商品的卷装平口塑料袋泛滥成灾，使用无节制，甚至被不少人卷装带回家。有学者表示，这引发了“一定的道德危机。一些消费者在购物时趁机撕毁大量免费塑料袋，

大众娱乐零废弃联盟由全国多家非营利组织和公众代表共同发起，致力于推动解决垃圾处理问题。团队在工作中发现，政策实施后，大型超市和连锁店实施效果较好，但集贸市场仍是一次性塑料袋使用的重灾区。12年来，各地执法部门定期对集贸市场开展治理行动，但市场上不合格的塑料袋总是“春风再起”。

“2016年，我们调查发现，很少有集贸市场使用达标的塑料袋。当时我们还提出，凡是能使集贸市场由不达标转为达标的环保组织，将奖励1万元。” 限塑联合调查组发起人姚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没有人敢接这个任务，他们都认为这不可能。

经过四年的努力，姚佳和志愿者先后走访全国700多家集贸市场，在100多个市场推广使用符合标准的塑料袋。同时，塑料袋的减少量可观，预计可节省6000万个塑料袋。然而，姚嘉团队调查的范围，与整个中国集贸市场的数量相比，只是九牛一毛。以上海为例，全市共有菜市场989个，微型菜市场上千个。

“中国的商铺、农贸市场、饭店、流动摊贩等众多，环保监管部门基本上不可能对塑料袋的使用实施有效监管。更有什者，一些为了吸引顾客，经营者反复耍猫，捉老鼠的伎俩是用付费塑料袋应对检查，却偷偷免费提供不合格塑料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讲师杨利民撰文称，集贸市场等场所执法监管存在问题。

“政府部门职责不明确，比如环保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农业农村部门、住建部门等，对塑料垃圾管理的职责划分不明确，监管难度大。”职责。” 邓以翔认为，过去的相关规定过于抽象，大多是原则性规定。对违反规定的处罚措施少，实践中执行难度大。

禁用超薄塑料购物袋的政策目标并未完全实现，有偿塑料袋的使用也出现了走样。据多家媒体报道，早期，超市和商场的塑料袋使用量确实大幅下降。成交量又开始反弹。“限塑令”成为现实的“限塑令”，商场通过销售获得了可观的收入，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治理成本转嫁到环境上，却没有促进塑料袋绿色生产、销售和回收体系的建立。

大众娱乐政策失灵早已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2018年初，在限塑令实施10周年之际，国家发改委在门户网站发起“塑料垃圾污染防治我建言献策”活动，征求有关禁令控制的意见和建议。

从征求意见到出台新的限塑令，历时两年。“政策制定者了解塑料至少两年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塑料行业协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政策预计将在2018年和2019年出台，但后来推迟了很多次。他们都在催促出台政策，但为慎重起见，很难像旧版限塑令那样迅速出台。”

新政策基本涵盖了前几年备受关注的品类：不可降解塑料袋、农用地膜、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含塑料微珠的日化用品。从具体应用场景来看，超市、集贸市场、快递、外卖等领域是塑料污染治理的重点。

大众娱乐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蒋建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政与以往不同，明确了完成任务的时间节点。针对不同的产品和地区，政府制定了2020年、2022年和2025年三个时间节点。

大众娱乐新政的规格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去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等十项意见。国家发改委负责人也表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将制定‘白色污染’综合治理方案作为一项重点改革任务。”

新场景成为新战场

限塑新政特别关注快递、外卖行业。

绿色和平、除塑、中国环保联合会三大环保组织联合发布的《中国快递包装废弃物生产特征及管理现状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商“双十一”购物节2009年推出，2015年交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2019年突破4000亿元。在快递包装材料中，使用塑料包装材料85.18万吨，占快递包装材料总重量的近10%，但塑料制品的回收难度远大于纸张。

针对快递用塑料包装存在的问题，新政提出逐步将试点从部分省市扩大到全国：“到2022年底，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率先禁用不可降解塑料包装，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减少不可降解塑料胶带的使用。2025年底前，全国邮政快递网点将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包装袋、塑料胶带、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

与快递相比，外卖的监管难度更大。根据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监测平台发布的数据，预计2019年我国外卖行业交易额将达到6035亿元，同比增长30%，并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增长趋势。同时，也会带来大量的塑料垃圾。

大众娱乐绿色和平调查发现，平均每笔外卖订单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杯）。以美团为例，美团外卖是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去年7月27日，美团点评创始人王兴发微博称，美团点评单日完成订单量超过3000万。以此计算，仅美团外卖每天的订单消耗就超过9000万个一次性塑料包装。

针对外卖行业存在的问题，新政提出，2020年底前全国餐饮行业全面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从地级市到区县，餐饮服务将逐步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餐具。到2025年，地级以上城市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费强度降低30%。

大众娱乐2017年9月，环保组织重庆绿色联合会起诉饿了么、美团、百度外卖，称外卖产生的垃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要求三大平台为此承担责任。此后，美团、饿了么相继在订单确认页面添加“无餐具”备注选项，并制定了中长期环保计划，但效果并不显着。

大众娱乐饿了么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我们可以鼓励商家减少一次性塑料餐盒的使用，鼓励用户选择不用餐具，倡导用户饭后正确分类垃圾，但我们仍然不能用强制手段限制商家和用户。”

“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电商平台不能强制商家使用什么样的包装产品，也无权通过协议强制使用环保塑料产品。” 常林托盘副厂长郭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也意味着，电商平台、外卖平台缺乏约束入驻商家的手段，自身也缺乏约束的动力。清华大学环境工程教授蒋建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快递等新兴行业的难点在于决策者的两难选择：是鼓励企业提出解决方案，还是政府应该提出解决方案？采取强制措施？如果采取强制措施，他们担心会影响行业的发展。

数据不透明也是治理问题之一。针对外卖带来的塑料消耗问题，美团、饿了么等平台都制定了环保计划。但目前还没有平台详细公布塑料包装的使用量和减少量。

绿色和平塑料项目负责人唐大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餐饮包装的数量是商业秘密，商家不愿意提供给平台。但没有具体的消费数据，政府很难公开。”科学决策，行业首先要建立数据统计体系。”

“广受好评但不受欢迎”的生物降解

今年以来，长林纸盒副董事长刘伟频频赴机场接客。

大众娱乐现在公司可以说是火爆了，开会、接待客户、政府领导都成了常态。

大众娱乐公司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赛高新材料是目前海南唯一一家可以生产生物降解材料的公司。去年，海南出台《海南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实施方案》，从“限塑”到“禁塑”，以形式拒绝“白色污染”的负面清单。今年4月起，海南重点行业和重点场所将逐步告别塑料袋、外卖盒等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禁塑工作是海南自贸区建设12个试点项目之一。在禁塑后的产品供应中，可完全生物降解的塑料制品、纸制品、布制品等产品可以作为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替代品。可降解塑料制品是最可行的替代品，也是最受关注的。

大众娱乐中国第一批进入降解塑料制品行业的企业出现于1999年，刘伟2006年进入该行业，算是中国第二批从业者。然而，可生物降解的塑料产品很受欢迎，但并不受欢迎。一批批企业进入，但幸存下来的企业寥寥无几。刘伟和公司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阵痛。在他看来，这个行业最大的困境在于市场容量小。“到2008年，公司技术已经成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市场接受度低，老百姓觉得这个产品贵。”

“超市卖普通塑料袋可以赚钱，但卖可降解塑料袋是赚不到钱的。如果消费者想增加采购成本，超市也会担心客流量减少的问题，更不可能做到。” “利用农贸市场。蔬菜一美元一袋，一袋才20-30美分，占销售成本的20-30%。供应商买不起，顾客也不愿意付钱。” 刘伟无奈的说道。

但事实上，再生塑料袋虽然比普通塑料袋贵，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赚钱。刘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再生塑料行业利润并不丰厚，如果按照利润率计算，可能还不如普通塑料袋。这是加工企业的特点决定的，而企业只收取少量的加工费。”

事实上，海南并不是第一个全面推广可降解塑料袋的省份。自2015年1月1日起，吉林省要求在全省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和提供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和塑料餐具，并制定了可降解塑料的专门标准和规定。违反规定的企业和个人将分别被处以最高3万元和最高200元的罚款。

吉林最早的禁塑措施在当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但从实施效果来看，并没有达到目的。去年5月，零废联盟在吉林省长春市进行调研发现，当地禁塑、可降解推广情况不尽如人意。谢新元介绍，长春市某产业园区共引进生物降解企业9家。截至去年5月下旬，已有3家企业倒闭，3家企业处于长期停产状态，还有3家仍在运营的企业要么依赖出口，要么正在降解生物降解材料。持续亏损状态。

上述公司工作人员告诉零废联盟，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吉林省市场对生物降解袋的实际推广力度不够，需求不高，公司无法获得足够的订单来保证经营上，政府在招商前期给予的一些优惠政策，如财政补贴、免费厂房等，也逐渐取消或减少，导致企业无法实现盈亏平衡。同时，少数企业还涉嫌骗取政府补贴资金。他们是在长春市政府招商前期入园，拿到补贴后并没有实际经营。

长春市实施禁塑令5年，耗费大量行政成本。据中央广播电视国际在线报道，从实施限塑令到2018年9月，长春市工商局共出动执法人员37380人次，执法车辆12460辆次，发出整改通知书1350份。说话 326 次。

但效果并不理想出口用塑料托盘，塑料袋禁令基本告吹。零废联盟在长春市最大的光复路批发市场对18家塑料袋批发店进行了调查。其中有八家卖传统塑料袋，五家有传统塑料袋和假降解袋，只有五家卖降解袋。在消费者方面，零废联盟的调查发现，只有40.95%的店铺提供可降解塑料袋，53%的公众明确表示不知道如何区分，不到1.4%的公众表示将使用可降解塑料袋与易腐烂垃圾进行协同处理。

大众娱乐地方全面禁塑的尴尬在于，市场的巨大需求得不到满足或替代。谢新元认为，吉林的案例存在三个困境：普通塑料袋难以取缔，假冒伪劣的降解塑料袋具有误导性，更大的问题是降解塑料袋难以真正降解。有一半没有用，这很糟糕。可降解塑料袋在堆肥和降解过程中，如果与不可降解塑料袋混合使用，就达不到降解效果。”

“垃圾场里没有普通的塑料袋，降解塑料袋的堆肥效果是有保障的，否则两种塑料袋混在一起使用可降解塑料袋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刘伟坦言。

降解塑料产业在我国发展了20多年，但一直未能大规模推广。江南大学包装工程系教授、国家轻工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王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球产能仅在百万吨水平，而降解塑料制品存在产能不足、成本高、加工性差等问题。, “新政尝试在特定场景应用再生塑料，但效果尚难下定论。”

可降解材料是白色污染的终极解决方案吗？王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可降解不等于真正的降解。可降解塑料袋回收后需要做成堆肥处理，不是说扔在地上就能降解。如果可降解材料不能规模化、集中化、规模化，也会变成一次性塑料袋。”

源头和终端是短板

“塑料袋最大的问题是用完就扔掉，没有作为资源产品回收利用，生命周期很短。” 中国合成树脂供销协会塑料再生分会秘书长蒋南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并不是这些塑料制品有什么问题，而是它们的使用方式不合理。” 王军表示，目前的塑料制品基本都是一次性的，没有考虑可回收性，回收渠道不完善，回收效率和价值都比较低。. 塑料制品用完后，会通过丢弃或掩埋的方式处理，对环境造成危害。

为此，今年的塑料新政提出，建立健全塑料制品生产、流通、使用、回收和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有序有效治理塑料污染。

“与以往相比，新限塑令的进展在于着眼于塑料回收全产业链的建设，提出了塑料回收管理体系和步骤的建设，并从不同层面发力，比如规范企业生产、完善垃圾收集、回收利用体系等，在监管、政策、科技研发等方面也有较为完备的配套框架和制度规划。江南青在之前的文章中写道。

大众娱乐江南青于2018年9月离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进入塑料回收行业。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塑料新政是指导性意见，各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应政策。她建议实行生产者责任制，“塑料的处理报废应由制造企业负责，回收企业不能只买单”。她举了一个例子，欧盟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可再生资源回收系统，该系统的运行成本由制造商和市政当局共同负责。生产商不仅包括可口可乐、雀巢等品牌商，还包括塑料行业上游的化工企业。

2019年5月，“欧盟版禁塑令”生效，规定到2021年禁止使用具有替代品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如塑料吸管、一次性餐具、棉签等，并成员国需要在2029年前实现回收90%饮料瓶的目标。而欧盟也全面禁止了氧化降解塑料的生产和使用。欧盟塑料法案还要求企业承担生产者延伸责任 (EPR)，并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废物管理和污染控制承担财务责任。

回收系统的脆弱性一直是中国持续存在的塑料垃圾问题的症结之一。“资源回收出台了明确的方案，说明如何解决塑料回收问题，但一直没有很好的实施方案。” 江南青说道。

2017年废塑料进口被禁止后，国内塑料回收体系进行了一轮洗牌，面临着重建回收体系的困难。江南青介绍，塑料行业最上游的原材料原油价格很低。最近，每桶价格超过20美元。随着中石化产能的不断扩大，原生塑料越来越便宜。相比之下，由于旧塑料回收成本高，再生塑料比原生塑料更昂贵，很少有人选择回收塑料袋等产品，因此很难建立回收体系。

“新政策意义重大，但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唐大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环保组织和业内专家学者更加关注和期待配套政策。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经过12年旧版限塑令的曲折探索，新限塑令的实施与塑料袋使用量的减少，不能再重复简单的“自觉”消费者或超市的“付费使用”。治理思想。缺乏配套制度，仅仅依靠“经济杠杆”进行监管，不打通限塑链条上的所有环节，永远无法解决限塑越来越多的僵局。

大众娱乐姜建国认为，塑料垃圾的治理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控制。首先要梳理一下有哪些企业在生产超薄胶袋，是正规企业还是小作坊。，可以切断流通渠道。”

替代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甚至有人担心会出现一种塑料污染替代另一种塑料污染的情况。作为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生产商，刘伟认为，无论是什么替代品，都不是真正的环保，都有碳排放。“减量化才是真正的环保，我们坚信这个理念。”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苏杰德）